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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章 九三年(廿一)

路,那么朝廷就放开钞关限制,允许商人募股修东西向的铁路。

    东西向的铁路,也即从先发地区通往内地市场的铁路。只要朝廷放开,商人是愿意出资的。

    而这个想法一出,激进派则认为,既然是这样,那不如说,把在苏、鲁的激进政策,用在内地。

    强制赎买地主士绅的土地,强制作为工业投资,修东西向的铁路。

    这样,一举三得。

    一来,集中资源,改革亩税,征收赋税,为千百年计,狂造船,征税补贴,把人送往扶桑垦殖。

    二来,一旦内地有灾,则可通过东西向的铁路,迅速运输粮食,从而保证赈灾的效率。

    三来,也直接把大顺现在这种缝合怪的状态解决了。直接上这种强硬手段,逼着地主把钱强制作为工业债券,顺带也把科举制改了,复上古学校制。

    也即是说,仅仅围绕着天津这一座城市,很多政策都是乱七八糟、七嘴八舌,办起来极为困难。

    这倒不是说李欗就一事无成。

    实际上,上台之初,他和刘玉说的那几件事,他还真办成了。但办成之后,他就发现,寸步难行了。

    牵一发、动全身。

    正如刘玉之前说过的,不怕折腾,就怕不折腾。

    只要折腾,必要出问题。

    李欗不是对小农有承诺而被推上去的皇帝,他是对大资本、军功贵族、底层军官、长役士兵、海军、以及一部分实学派和复古儒学派的“读书人”有承诺,而被推上去的。

    在他上去后,强行催动了大顺的工业发展,却也加剧了社会矛盾。

    等着前面一通勐跑,稳固了地位后,却发现,后面是一步也迈不动了——除了对外扩张。

    但问题就在于,在这个时代,对外扩张大顺已经到极限了。

    比如说,北美的土地,很多地方空着,大顺不缺土地,也不缺人,而是缺人跑到土地上的过程。

    比如说,日本。就这样了,还能咋样?都已经六公四民了,还能有多大的市场?

    比如说,印度。农业税倒是收了。问题是,印度也需要军队、海军、行政开支。算上这些支出,真正结余也剩不下多少。

    于是陷入了死循环。

    不考虑内地问题,想扩大外部市场?

    要么,学英国殖民模式,一颗铁钉也不能在扶桑生产。然而,这就意味着,资本根本不会移民,全得大顺自己掏钱,没钱。

  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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