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仔细想想，其实根本难以说得通。暗杀其他人还说得，杀杨永泰，姜瑞元绝不可能坐视不管。别看杨永泰在党内人缘极差，或者说政学系与其余派系争权，甚至还有人认为杨永泰为姜瑞元所猜忌。
然而实际上，政学系总共才四十几人，并且都是无兵无将的文官政客，如何争权？以杨永泰在党内军内的恶劣人际关系，并且有时独然一身的军师，如何引得姜瑞元猜忌？
为了这样一个人，去招惹正如日中天的姜瑞元，公然挑战国府的威严，恐怕就连二陈本人也不敢如此大胆。
但这个陈有光，明显就属于不怕死的狂徒，被心中的理念所扭曲，根本就不在乎杨永泰的身份和对于整个党政权的意义，敢于行刺。
而姜瑞元也是搬起石头砸了的脚，他用狂热的国家主义理念去对这些年轻人洗脑，如今却又无法呼吁这些人服从国府的政治安排，最终是断送了的权势与地位。
杨永泰之死，是党政权的一个重要分水岭。曹操失去了郭奉孝，终有赤壁一败，而姜瑞元在这个如此敏感的时刻失去了杨永泰，更是会在不久之后遭遇西安事变这样的背叛。
果然是天意难测，姜瑞元这个佛教安排入世的棋子，最终还是被大势所弃。
1933年，陈有光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结束时，与同事谈到对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论点有不同看法，谁知却传到训练主官康泽的耳中，引起康泽的不满，且有以内部纪律制裁的拟议。
陈有光见此，担心遭到不测，于1933年秋丢掉庐山训练团第四营政治指导员的职务，化名逃亡上海。
其时，正值日军疯狂对华进攻，先后发动“九一八”和“一二八”及进占长城各口事件。而在这一系列事件中，南京当局对外稍作抵抗或根本不加抵抗，采取妥协求和的办法；对内于亲日派又不加惩处。
日军的野蛮侵略和亲日派的行径及当局的作为，激起了中华民族的爱国救亡运动，各种抗日救亡组织，明里暗地应运而生；“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”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35年初秋产生的。
可以说，最早是党扶植起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地下组织，后期却又无法制约，最终被这种狂热的火焰所灼伤。
陈有光在上海隐居的年余里，有感于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耻辱，又受到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的影响，希望在抗日报国方面有所作为。
同时他又深受历史上侠客剑士之风的感染，因而选择了一条个人英雄主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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